第20章 账本到手

沈荷从当铺回来的第三天，春兰带回了一个好消息。

“小姐，刘账房答应帮忙了。”春兰一进屋就把门关上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，双手递给沈荷，“这是他偷偷誊抄的副本，您看看。”

沈荷一页一页地翻。

第一页，民国十年。母亲名下的布庄，全年营收一千二百块大洋。支出栏里写着：成本六百、人工一百、杂项五十。结余四百五十块大洋。

四百五十块大洋的去向栏，写着四个字：交沈家主母。

第二页，民国十一年。营收一千三百块大洋。支出成本六百五十、人工一百二十、杂项六十。结余四百七十块大洋。去向：交沈家主母。

第三页，民国十二年。营收一千五百块大洋。支出大幅增加——成本八百、人工一百五十、杂项一百。结余四百五十块大洋。

沈荷的目光在支出栏停了一下。

成本从六百涨到了八百，人工从一百涨到了一百五，杂项从五十涨到了一百。涨幅不合理。

她把民国十年的账本和民国十二年的账本并排放在桌上，逐项对比。

民国十年到民国十二年，布庄的营收涨了三百块大洋，但支出涨了将近四百块。也就是说，挣得越多，结余反而越少。

不合理。

沈荷继续往后翻。民国十三年、十四年、十五年，每一年的账本都有同样的问题，支出逐年增加，结余却始终维持在四百到五百块大洋之间，像被人刻意调平了一样。

民国十六年，布庄的营收突然跌到了九百块大洋。

沈荷皱了下眉头。

九百块。比十年前还不如。但支出栏里，成本依然是六百，人工一百二，杂项八十。结余只有一百块大洋。

一百块大洋。

一间在上海市中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布庄，一年的纯利只有一百块大洋？连租界里一个杂货铺都不止这个数。

沈荷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，民国十七年。营收勉强回到一千块。支出成本六百五、人工一百五、杂项一百。结余一百块大洋。

同样的数字，像是从民国十六年复制粘贴过来的。

沈荷合上账本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

她在脑子里把所有数字过了一遍，把不合理的地方一条一条理出来。

结论只有一个，账本做了假。

真正的营收被截留了，多出来的支出是假账。表面上布庄每年只挣四五百块大洋，实际盈利至少翻倍。多出来的钱去了哪里？账本上写的是“交沈家主母”。

沈荷睁开眼睛。

柳曼荣把这些年布庄的盈利全部据为己有了。母亲留下的嫁妆产业，在账本上是一头半死不活的瘦牛，在柳曼荣手里却是源源不断挤奶的奶牛。

她把这份证据抱在怀里，像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。

不是珍宝。是武器。

“刘账房还说，”春兰在旁边补充，“这些账本他藏了好多年了，一直不敢拿出来。当年柳曼荣把他赶走的时候，他偷偷把底稿誊了一份带走，就是想等一个合适的机会还给大小姐。”

沈荷点了点头。

“他有没有说，柳曼蓉知不知道他留了底稿？”

“应该不知道。刘账房说，他被赶走的时候，柳曼蓉派人搜了他的行李，没搜到什么才放他走的。底稿他藏在别处了，没带在身上。”

沈荷松了一口气。

证据有了，证人也愿意作证。

但还不够。

嫁妆产业不止布庄一家，还有两间铺面、城外三十亩水田。她需要所有产业的账本，而不仅仅是布庄的。刘账房当年只管布庄的账，其他产业的账本在别人手里，不一定能拿到。

不过，布庄是最大的那一块。拿下了布庄，其他的就好办了。

沈荷把账本收好，锁进皮箱里，跟玉簪和当票放在一起。钥匙她从不离身，睡觉都压在枕头底下。

舅舅说过，打蛇打七寸。柳曼荣的七寸，就是钱。她贪了多少，就要吐多少。她还不起的，用别的东西来还。

沈荷把账本合上，抱在胸前，目光落在窗外的桂花树上。

秋天的桂花已经落了大半，枝头的金色稀稀疏疏的，只剩最后几簇还挂着。风一吹，零零星星地飘下来几朵，落在窗台上，落在青砖地上。

现在，她手里有了一张牌。

不是最后一张，但至少是一张。

“柳曼荣，”沈荷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只说给自己听的，“你欠我和我娘的，我要你连本带利还回来。”

窗外的桂花树上，最后几朵花瓣被风吹落，打着旋儿飘进了屋里，落在账本封面上，落在沈荷的手背上。

她没有拂去。

那些花瓣太小了，轻得像一句话，又重得像一辈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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